不同的“轰动”: 商业运作视角下副刊与小报连载小说创作差异比较——以《 啼笑因缘》 和《 亭子间嫂嫂》 为中心

不同的“轰动”: 商业运作视角下副刊与小报连载小说创作差异比较——以《 啼笑因缘》 和《 亭子间嫂嫂》 为中心内容摘要：

不同的“轰动”：商业运作视角下 副刊与小报连载小说创作差异比较 ——以《啼笑因缘》和《亭子间嫂嫂》为中心 石 娟 现代传媒是现代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报纸和期刊诞生之后，直接导致了现代文 学与古代文学从形式到内涵之间的差异，对长篇小说而言影响尤为深远。蒲松龄撰《聊斋 志异》，动机是“雅爱搜神”，“闲则命笔”，“储蓄收罗久矣”，“年五十始写定”；[1]曹雪芹写 作《红楼梦》，“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2]，“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而自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小说一转而变为连载，“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 天下矣”[3]，作者在写作时难有古人那种“优游删润，以求尽美尽善”[4]的从容态度，转而成 为“文字劳工”，急于“广声誉，得润资”。对于这种情况，早在 1902 年，梁启超就在《<新 小说>第一号》中忧心忡忡地提出了当世小说创作的“五难”[5]，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小 说品质的担忧： 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 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6] 同时，梁启超还指出，报刊连载小说的时效性对长篇小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产生了 非常深远的影响：古代长篇小说“最为精彩者，亦不过十数回，其余虽稍间以懈笔，读者亦 无暇苛责”，而连载小说“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苛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古代 长篇小说由于顾及结构的完整，常常先抑后扬，“篇首数回，每用淡笔晦笔，为下文作势”， 而报刊连载小说出于分段阅读的需要，“不得不于发端处，刻意求工”，使其载体成为“单日 畅销书”[7]，从而盈利。应该说，梁启超世纪初即已经关注到以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载体 出现以后现代长篇小说与古代长篇小说的本质差异，他所忧虑的由于载体和创作行为改变 而带来的小说质量下降的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始终，成为现代文学活动从 创作到接受整个过程中最具有普遍性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寄生于报刊之上而必须 面向市场的现代长篇小说究竟该如何克服载体的限制而呈现生机，如何在载体、市场与文 学审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者说挣脱载体之“累”而赢得现代长篇小说对于文学本质的追 求和灵魂的回归，这不仅是印刷资本诞生之后出版者（主笔、主编）与创作者一直努力破 解的“达芬奇密码”，更是 20 世纪文学研究界有待持续关注的学术生长点。在民国时期所有 的印刷媒介中，报纸的时效性更强，周期最短，相对于期刊而言，报纸在这一问题上的矛 盾更为突出。而报纸与长篇小说之间，又有一种无法撇清的共存关系[8]，因此，报刊连载 小说这一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本形态，为我们进入这一领域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 很多研究者在面对通俗小说文本时，常常是以单行本为参照予以分析，这里面就忽略 了近现代通俗小说因了现代传媒而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特点——连载。如果分析近现 代通俗小说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入连载形式本身对小说结构予以思考，“连载”，是近现 代长篇通俗小说非常重要的文体特征，它直接影响到了小说的文本结构方式。长篇小说在 连载的过程中，创作不再是作家个人密不透风的行为，它因了媒体的参与而具有了开放性， 同时媒体的差异又直接为长篇通俗小说的走向提供了多重可能。通俗文学的长篇小说，通 常是连载于各类文艺期刊、大报副刊和小报上，如果在连载过程中作品非常受欢迎，就会 有出版商考虑将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一般来说，文艺期刊的出版周期要比报纸长得 多，同时，又由于期刊每期上面留给长篇小说的版面较多，而报纸由于版面限制，一部小 说每天只能连载几百字，所以，单从外观上看，期刊上的连载小说与报纸连载小说即有很 大不同，这是由于载体差异带给小说的差异。但大报和小报都属于报纸，除了大报对开版 面，且版面众多，[9]而小报一般只有四开大小，且一般只有四版[10]这样一种形式差异外， 二者每天连载的小说从外观上看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比如每天均连载几百字，连载的时 间都比较长，作家创作体验常常支离破碎[11]……然而，梳理并跟踪它的文本生产过程，我们 可以发现，大报副刊连载小说与小报连载小说相比，从形态及结果上看，有非常大的差异。 与小报连载小说“未完成时态”特点[12]对比而言，大报连载小说常常呈现出“完成时态”[13]。 也就是说，相对于小报连载小说，大报副刊刊载的长篇小说连载结束之后刊行单行本的作 品数量比例较高。《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后来的《新园林》上连载过的李涵秋的 《侠凤奇缘》、《镜中人影》、《战地莺花录》，向恺然的《玉玦金环录》、《留东新 史》，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荒江女侠续集》，张恨水连载于《新闻报》的几乎全部 的小说如《啼笑因缘》、《太平花》、《现代青年》、《夜深沉》、《满江红》、《纸醉 金迷》等作品，在连载结束后都很快即出版了单行本。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印刷水平而言， 《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 1930 年 11 月 30 日连载结束，一个月之后， 1931 年 1 月 11 日即由三友书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样的出版速度在信息化的今天也是令人瞠 目的。相较而言，小报连载小说单行本出版率要低得多，这里面固然受小报连载小说数量 多、基数大的影响，但从载体层面分析，更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大报副刊具有充足的条件， 如人力、资本、时间、稿源、发行渠道及发行量等，可以对于连载于其上的小说进行充分 的商业运作。 与小报比起来，大报的资本可谓非常雄厚。周天籁曾描述过小报编辑部的情况： 主办的人须有才学，又能干，可以吸引一部分读者。自己拉稿，自编自写，手下只 用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广告又有把握拉拢，白报纸可以打个保单给纸头行 家做帐，否则每天用多少买多少，买半令、买一令都可以，印刷又可以先付一半，还有 一半到月底再结，或者五天一结，都可以。编辑部设在一个亭子间内，自己家里不怕小 囝烦，更加好。一张写字台足够派用场。助手的薪水，打他三十只老羊；一个校对，打 他十五只老羊；一个茶房，打他十只老羊。[14] 相对于小报编辑部的简陋与寒酸，大报可谓“财大气粗”。1908 年，新闻报馆在“汉 口路买基地一方，新建四层楼房一幢。1909 年从山东路单开间门面迁至新屋办公，全馆 职工由数十人增至二百余人”，福开森“向美国购得二层卷筒机一部，每小时可印报七千 份”。为保证报纸来源，汪汉溪向通商银行贷款，“将报馆地基、房屋、机器固定资产及 纸张、油墨等物料、生财、动产，全部抵押”，一下子就购进了六年的存货。[15] 而且在 1 924 年之前也就是创刊 30 年之后就全部还清了债务。报馆内除编辑部之外，在 1923 年， 还设置了发行部、广告部、制版部、铸字部、铜牌部等部门，功能齐备，分工明确。大 报的资本之雄厚，小报是望尘莫及的。再加上小报版面只是大报版面的一半，每天一般 只有四版，其生存几乎全部依靠报纸的发行量，因此，一旦纸张价格有了风吹草动，就 会直接影响报纸定价。《东方日报》曾刊出《本报增加售价二分启事》，解释报纸售价 增长原因为“欧战影响，白报纸价格飞涨，较前超过五倍以上，以致亏蚀颇巨。”“经全沪 小型报同业公议，议决自本日起每份售价，暂增二分” [16]。而大报在售价上则少有这样的 敏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报》，每份报纸定价是三分六厘，除去报贩的利润， 报馆实际上每份只得不足一分八厘。再扣去邮局的运输费，《新闻报》每销出一份，每 份报纸要亏本二分左右。[17]而《新闻报》发行量最高之时，销数达到 15 万份。这样算来， 如果像小报那样完全依靠发行量，那么发行越多，亏损也越大，《新闻报》岂不是一天 也生存不下去？其实不然。与小报不同，大报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为了登载更多的 广告，大报常常想办法增加版面。在《新闻报》上，“以日出五大张计算，广告所占版面 约为三大张” [18]，占到报纸全部版面的 60％。而广告价格又因位置不同而分为四等： 特等：新闻栏中计四十字为一行，三行起码，每日每行九角；一等：报名旁上封面一 小版，每日每版洋二百六十元，自下封面起至评前止，计八十字为一行，二行起码，每日 每行一元八角；二等：紧要分类每行二十字高为限，至少四行，至多一百行，每行每日三 角；三等：本埠副刊分类，计二十字为一行，四行起码，每日每行二角。[19] 这一笔巨大的利润，使得《新闻报》在广告上面投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给予广告公 司以二成的回佣[20]，而且想尽办法增加版面，逢到节假日，几乎一个多月之间就会早早就 刊出节日广告刊例，待到节日当天，版面便大量增加，甚至多至一天增加十版，与副刊的 节日特刊一起，和广告混合着撑满篇幅，而报纸并不加价。[21]所以，《新闻报》增加发行 量的真正目的在于吸引商家在报纸上做广告，以广告收入来弥补发行上的亏损。发行量越 高，报纸的广告收益就越高，报馆效益就越好。 小报则没有这样的版面优势与资本基础。由于发行量决定了小报生存与否，所以，小 报上刊载的内容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就显得至关重要。又由于连载小说具有的商业价值，小 报非常重视。[22]为了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争取更多的读者，很多小报都尽可能多地 刊登连载小说，甚至一天同时刊载几部小说[23]。这就决定了小报对于小说的需求非常迫切， 而“小报稿费素来菲薄，大都朋友帮忙性质，主办人常常请请客、喝喝老酒，也有不计稿费 的。”“稿费打他一块钱一千字，已经算了不起了。”[24]由于这些原因，很多小报编辑在择选 稿件的时候常常慌不择路，小说的仓促构思以及质量粗糙便很难避免了。 相对于小报在长篇小说择选上的“仓促应战”，大报则显得沉稳许多。长篇小说也是 《新闻报》增加发行量的法宝之一[25]，由于直接牵涉到经济利益，所以，在副刊上登载 的小说，上至报馆老板，下至副刊主编、编辑都非常重视。与小报比较而言，大报无论 在资金还是稿源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新闻报》不仅对选入其中的小说都严格按字 数支付稿费[26]，又由于可选择余地较大，对于小说的甄选也较为严格。由于稿源较多， 主编对于来稿刻意“挑三拣四”，对于一些好作品，也只好忍痛割爱。严独鹤就曾专门向 小说投稿者道歉：“乃有明明佳作，而或为篇幅所限（如长篇小说投稿者常有佳构，然快 活林中既载涵秋之作，限于篇幅，后来者遂不得不婉辞谢绝……）”[27]，而张恨水的《啼笑 因缘》尽管于 1929 年 5 月前后即已约稿，稿子 11 月张恨水寄给报社后即拿到了部分稿费， 却也因为顾明道的《荒江女侠》未连载完而搁置了五个月之久，也就是 1930 年 3 月 17 日 才与上海的读者见面[28]。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主笔不仅可以对即将发表的小说提出自己 的意见，而且也可以对小说连载的形式予以精心策划，并在小说连载之前，就为其宣传 造势。这一切条件，小报都难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