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

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内容摘要：

内 部 资 料 领 导 参 阅 第5期 （总第 300 期） 许昌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二Ｏ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 俞宪忠 全球化是 21 世纪超宏观界面日益突出的显著特征。全球化创 新竞争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外部冲击性，发展中国家因 此而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转型挑战。尽管全球化竞 争覆盖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愈加广泛的发展领域，并 具有极其丰富多元的创新发展内涵，但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要义首 先是制度竞争，优胜劣汰同样也是主导全球层面国家制度竞争的 1 “丛林法则”。国家之间的任何发展悬殊现象，实质上都是某种特定 国家制度安排的发展函数，无论是国际竞争优势还是国际竞争劣 势，归根结蒂都来自于某种制度质量和制度效能，全球化创新竞 争已经把制度变迁提上了不可回避的首要发展议程。中国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 ， 正在遭遇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由粗放型增 长的旧常态迈进由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创新驱动也具有多层次的变 革内涵和发展诉求，但其核心要义在于制度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和 经济增长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制度创新的发展函数。 一、全球竞争促进制度变迁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土地、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而当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 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如果将制度变量纳入全球化竞争演进的长期分 析框架，人们就会发现国家间发展悬殊主要是源自于制度质量优 劣及其制度效能差异，制度变量对各种国别发展现象具有令人心 悦诚服的超强解释能力，尤其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公平竞 争制度，最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就曾深刻指出：“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任何事业，或 任何分工，只要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任其竞争。竞争愈 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也更有利于公众和社会。”2001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曾深 刻指出：“竞争最终可能在决定长期经济成功方面比其他因素都重 要。”公平竞争不是技术，而是一个优质高效的制度框架，不同的 制度框架总是具有不同的发展效能，并必定会导出不同的发展函 数和演进后果。当代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要义也是经济运行制度竞争， 制度竞争的演进过程是优胜劣汰，而制度竞争的价值取向则是演 进趋同，或者说，就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和借鉴靠拢 的改进优化过程。 国家制度安排的主要效能就是激励或约束各类主体的选择行 为(向度和强度)，与那些不可移动的大量不动产和很难国际化流动 的普通劳动力不同，任何高质量人才都具有超强的高度流动性， 而且他们也总是有办法突破现有制度的约束瓶颈，并能够寻求到 优质高效的政体外个人发展路径。一旦这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群体 普遍遭受制度压抑，他们自然就会纷纷作出下述两种本能的行为 2 反应：或者是消极性地减少创造行为和放弃创新活动(边际努力行 为递减或消极偷懒)，或者是积极地迁侈到能够获得有效制度激励 的其他实体(超边际选择行为创新或出国跳槽)。“只有那些对对现行 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才能和实现他们抱负的其他 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对高质量人才的净流出国——发展中国家而 言，其跨国界带走的不仅是已有的资本和技术，而且更是创造能力 创新知识和创富梦想。 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劣质低效，其共同 特征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交织重叠，在无法吸引人才和知 识流入的基础上，不仅具有将国内原有创新人才的创新动力加以 耗竭(无法迁出的消极反应)，而且也会将那些高智力创新人才驱赶 至其他同别地区(能够迁出的积极反应)。人们不是能做什么就做什 么，人们选择做某种事情总是有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所在(如利益、偏 好或制度)。人们所有的选择行为都与其个人利益和发展偏好高度相 关，都会有其背后的未来预期原因。而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效能就 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某种或好或坏的未来预期，或者说制度结构能 够为行为主体提供某种或强或弱的选择动力，因而所有的选择行 为部是一种特定的制度现象，都是对现有流行制度的特定行为反应 发展中国家长期奉行某种劣质低效制度框架的基本结果，就是必 然导致国家发展层面的人财两空和国弱民穷。因而国家间比较优势 或竞争优势的发展现象背后，都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同质制度 存在，说到底就是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制度函数现象，制度就像是 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都存操纵着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文 明演进程度。 制度既是一个社会内生性纵向演进的驱动力量和发展引擎， 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实现横向和谐的组织配置和协调机制，更是国 民大众所必需的幸福通道和公共产品、而国家政府则是制度这种公 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尤其是大多数正式制度)，其供给侧的制度变 革将具有重大意义和首要价值，关键就在于能够被国民大众的普 遍认同和长效支持。而政府行为则从根本上表征了制度质量和制度 效能，政府权力太大的同时必定是大众权利缩小，并会导致政府 3 行为的反复无常、轻率任性、缺失诚信和劣质低效。亚当·斯密曾富 有远见地指出：“在自由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依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行为能做出赞同的判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 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做出轻率和反复无常的判断。”发展中国家向现 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转轨，其实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够满足 国民大众发展诉求的制度变革和制度替代过程，这是获取政府合 法性存在终极根源。 政府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首要角色，在公共 产品的制度供给领域尤其如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郁完全 垄断了制度供给，国民大众无法深度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供给过 程，因而几乎都是为民服务的优质制度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并 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相关制度供给缺口，无法造就并支撑民富国强 的长效经济繁荣，因而实质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制度贫困”。换 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是由于特权阶层俘获了政府机构，导致 以官为本的劣质制度长期供过于求，这种仅仅保护少数特权阶层 的制度结构，只能是设租寻租性的财富掠夺而不是全社会的财富 创造，因而所有的发展危机部是这种剥夺大众基本发展权益的“制 度危机”。斯蒂格利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曾深刻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政府让自己扮演了过多的角色。 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承担资源配置的需要，而且政治过程的激励使 得政府不管有什么样的能力通常都不会用于增加国民生产，而是 用于把租金转移给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从这个角度看，解决的 办法只能依靠市场，尤其是要消除与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政府所 有权有关的政府强加的扭曲现象。”发展中国家长期累积的诸多负 面问题，都可以聚焦于制度扭曲，其关键就在于政府严重失灵。 全球化时代的任何竞争，其实质就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 在这个竞争性的国际市场上，任何性能优良的制度框架都会具有 收益持续递增的基本特征，而且制度扩散、延续和传播的边际成本 几乎为零。一旦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演化出了某种优质高效的制度 体系，不仅本国民众可以永久重复使用，从而使得全体民众可以 持续受益，而且其他国家也可以在不向其发明国支付任何制度研 发费用的情况下，而加以大部分地学习引进、模仿借鉴和复制使用。 对于这种完全公益性的制度产品，而不必担心会引起任何知识产 权纠纷，从而可以多快好省地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景观。全球化层面的制度竞争和激荡演进，既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 严峻挑战，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赶超机遇，关键在于发展中国 4 家能否有效摆脱其路径依赖性，能否在超边际选择方面首先完成 优质高效的制度变迁。 二、制度质量决定比较优势 当代世界上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具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 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首先建构起了可供公民自由选择和市场公 平竞争的制度框架，充分开启了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国家活力源泉 “制度就像是社会发展的模具，给定了关于发展的性状和质量，也 确定了关于发展的边界和路向。”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次和第 二次科技革命的首要发源地，其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之所以能够 在 18-19 世纪长期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其首要的解释性原因就 在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完成了由君主型封建社会向市场化 公民社会的制度变迁(1640-1688)，其制度安排既鼓励了市场公 平竞争，又激励了科技研发创新，还是于 1624 年在世界上最早制 订并实施了《专利法》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成为笫三次 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其国际竞争优势之所以能够从 20 世纪开始迄今就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其主要的解释性原因就 在于，美国在经历了独立战争(1775-1783)和南北战争(1861 一 1865)的根本制度变革之后，还是一个按照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而于 1890 年在世界上最早制订并实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的国家， 是自由竞争而非其他因素造就了美国的先进发达。日本之所以能够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其公认的解释性原因就在于 ， 首先是由于“明治维新”(1868 一 1873)将日本推向了现代化的发 展道路，而“明治维新”是思想维新和制度维新，科技维新仅仅是 其明治维新的诸多变革后果之一。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就 是依靠其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激励，创建出其长期领先于发展 中国家的各种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统一的中国、德国和朝鲜都因战争原 因而出现了国家分裂，虽然各自都具有相同的国情基础和历史背 景，但在发展理念差异和各自为政的发展基础上，分别采取了截 然不同的制度发展模式，各自走上了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其中一 部分采取高度集权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而另外部分则采取分 5 权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彼此之间展开了长期的制度竞争。 但长期制度竞争所带来的显著结果，就是计划经济制度普遍酿就 了长期停滞徘徊和大众贫困的“发展陷阱”，而市场经济制度却反 而造就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和民众富裕。中国的大陆与香港、台湾、澳 门之间，朝鲜与韩国之间，以及东德和西德之间，全都充分显示 出计划经济制度劣质低效和市场经济制度优质高效。全世界没有任 何一个案例能够证明计划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而能够充 分证明的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全面溃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而迅 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的成功案例中， 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具有重大发展意义的深刻启示。同时还具有巨大 启发意义的是，当东德与西德统一后，整个德国全部自主自愿地 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很快就迎来了“来自竞争的繁荣”，原来实 行计划经济制度并普遍陷入生活困境的东德民众，其就业机会、收 入水准和生活水平在统一后的短期内就获得了巨大改进。当因为物 品极其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