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分析: 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

符号学分析: 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内容摘要：

新闻大学 ·新媒体· JOURNALISM BIMONTHLY 2012年第1期 总第111期 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 李 红 董天策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符号学分析可以开辟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学术新视野与新维度。本文指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必须建 立对话这一逻辑前设，并指向共识和认同这一目标诉求，才能使分析路径更为清晰。符号学的方法论已经成为人文社会 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网络公共事件。在网络公共事件的符号学分析中，必须以各个主体提供的文本为 分析对象，从命名分析、修辞分析、叙述分析、心理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等层面展开具体的研究。 【关键词】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学分析；对话；社会认同；分析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网络集群行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公共事件”，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在已有的研究中，论者往往使用不同的概念来加以探讨，比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事 件”、“新媒体事件”、“网络热点事件”、“网络舆论事件”、“网络集群行为”，等等。董 天策2011年7月在暨南大学传媒领袖讲习班的演讲和同年11月在2011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的发 言中指出：尽管“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广泛运用的概念，其他的一些概念也得到某种程度的 [1] 运用，但是，就人们实际讨论的对象而言，相对准确而科学的概念应是“网络公共事件” 。的 确，“网络公共事件”这一概念既注意到网络这一新型媒体介入对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影响，也呈 现出事件本身的性质，避免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之类概念预设的价值判断，体现出学术的中立 性和客观性。在学术传承上，“网络公共事件”承接“公共领域”这一学术脉络，具有比较深刻 而且广泛的理论探讨空间。本文中，我们初步将“网络公共事件”界定为四个维度：第一，网民 积极参与并起关键作用；第二，事件具有公共性质；第三，话题具有巨大争议性；第四，展开过 程既是一个舆论过程，也是一个符号建构过程。这样，本文研究的“网络公共事件”可以有效地 将汶川地震等灾难性事件、抵制CNN等民族主义事件、国庆阅兵等展演性事件、芙蓉姐姐等娱乐 性事件以及非互联网领域的公共事件等排除在外，体现出概念的区分度。 网络公共事件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复杂难解的一大问题，学术界已倾注了很大的心力来进 行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局限日益彰显。已有研究议题包 [2] 括有关事件的“应对”、“诱因和形成要素”“涵义与特性”、“心理和精神层面研究”等 ；研 究的取向采取的主要是价值立场预设的管理和规范研究，当然也有少量从对话、商议民主等角度 对事件进行的客观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许多研究缺少方法论的指导，仅仅是简单的直观经验总 结、分类和对策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需要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拓展：首先，研究必须站在国家 社会总体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否则要么站在管理的立场，要么站在抗争的立场，这都是偏颇的， [作者简介] 李 红，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新闻系讲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符号、语境、传播及意义的生成——网络舆论的符号学分析”（11YJC860022）、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环境传播的公共修辞与媒介动员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BXW025）、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11ZGXM8600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引导与治理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 99 无法将问题引向深入；其次，必须有深刻的方法论支撑和科学的操作方法，目前的研究要么缺少 方法，要么即使有了方法也是简单的套用，并未掌握深刻的方法论；再次，研究必须有明确的逻 辑前设和目标指向，否则，就会逻辑混乱，论述矛盾，最终不能提供统一的思路，也就无助于知 识的积累。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路径。 一、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逻辑前设和目标诉求 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的逻辑前设（presuppositions）上进行的，否则，研究将无法进行。 任何一次哲学、科学范式的转换，无不是在逻辑前设上产生了颠覆性的革命，哲学史上三次重要 的转向其实就是深层次的范式转换：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科学史上，经典力学、相对论以 及量子力学的相继发展，也涉及到深刻的范式转换。因此，一切研究必须建立在相应的逻辑前设 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无论是否意识到，这种逻辑前设必须存在，否则将会导致深刻的逻辑混 乱。拿传播学来说，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划分就是建立在不同逻辑前设基础之上的，正如罗杰 [3] 斯所言，前者主要考察“是什么”，后者则对“应该是什么”更加感兴趣 ，也就是说前者是客 观主义的管理取向，后者是批判主义的人文取向，两者逻辑前设上的差异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 的巨大差异。与此相对，约翰•费斯克将传播定义为“借助讯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在此基础 上，他将这两派命名为过程学派（process school）和符号学派（semiotic school），前者将 [4] 误解视为传播的失败，而后者则“不把误解看成传播失败的必然证明” 。基于费斯克对传播学 的划分，我们从“符号学派”的起点出发，关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符号问题，而其他层面的问 题则交由其他学科的学者去完成。在本研究中，我们需要建立更为具体的逻辑前设和目标诉求： 首先，研究网络公共事件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的，这是有效传播的基础，也是互联网时代的特 点；其次，从逻辑归宿上来说，相关研究将力图解决社会共识和社会认同的问题，这是一切网络 公共事件冲突的总根源。 关于互联网中的对话精神，有学者已做了很好的阐释：就传播史来说，人类传播经历了对 话—独白—对话的过程，马克•波斯特所讲的“第二媒介时代”具有深刻的对话精神。对话也具 有深刻的后现代哲学意蕴，马丁•布伯和巴赫金具有深刻的对话思想，人我关系在哲学上经历了 主体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并走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在协商中寻求共识的时代。不过，网络中的对话 与现实中的对话存在差异，网络的虚拟特质一方面能冲破现实的种种障碍进行自由言说，另一方 [5] 面，对话变成符号对符号的操纵，主体缺场也就无法形成共识 。与本研究的逻辑前设直接相关 的是，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身份的获得、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结构中 媒体权力也在发生着分化与重构，“对话与沟通”已经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的理论 [6] [7] 基础” 。另外的学者则从“公民协商”、“协商民主” 等视角对有关事件进行研究。就权力 部门的实践来看，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与媒体和公 众沟通。例如，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宣传部组织网友代表参与事件调查，体现出鲜明的“对 话”意识，从而使政府的媒体和网络应对较为成功。有学者将这一事件概括为从“对抗”到“协 [8] 商”的过程 。人民网曾评出2009年“年度网络对话”十大事件。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 是学术界、媒体还是权力部门，都意识到对话是探讨和处理相关问题的逻辑前设。 总体上，中国文化的对话精神比较缺乏，一元化的价值诉求贯穿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段， 只有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体现出活跃的对话精神。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是一个“差序格 局”的社会，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也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己及人 的社会，也是一个讲求亲疏远近有别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充满着各 种社会等级的身份，因此，“对话”比较困难。孔子在教学方式上就不主张对话，而是主张“不 [9] [10] 违” ，所谓“孝”也需要“不违” 。在语言观上，孔子也主张慎言、少言，而道家更是主 [11] 张“不言”。名家在语言的功能上有过精彩的充满辩证法的论辩 ，但是名家思想对后世中国 100 的影响极小。从价值观角度讲，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特定时代可能具有特定的功能，有利于维持中 国社会的凝聚力，但是社会发展到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时代，个人的权利意识日益彰显，集体主 义可能在某些层面需要反思。假如权力机构动辄以社会利益、组织利益和集体利益为诉求，不顾 公民个人的利益，将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弹，而新媒体的实践使弱势群体获得强大的自我赋权 [12] （empowerment）能力 。因此，一方面中国的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者思维可能还不 适应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弱势者却拥有了强大的赋权能力。然而，由于弱势者没有相应培育起 理性的对话精神，“对话”也就无法真正理性、平和地展开。为了获取对话的权利，弱势者往往 会通过闹大、造谣、语言暴力等方式实现诉求，这让整个社会弥漫着严重冲突的印象。 因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前设是：任何严重冲突的网络公共事件，都体现出对话和沟通缺乏 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网络公共事件的探讨和处置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才能比 [13] 较客观地看待问题。比如关于网络谣言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将其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 ，仔细分 析其原因，而不是动不动就做价值判断，指责什么人别有用心，对那些不经意制造谣言和传播谣 言的人进行处罚。应对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话”。基于“对话”这一逻辑前设，我们就需 要对网络公共事件中所谓舆论的“引导”、“控制”、“监测”、“化解”等研究的立场预设进 行重新审视，否则类似的研究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给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形成误导，给社会带来 危害。无论是社会共识的形成，还是社会认同的实现，都不能离开对话的符号互动，自我认同和 社会认同都是在这一互动中实现的。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认同危机，在相关的网络公共事件中已有清楚的 显现。像官二代、富二代这样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标签就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冲突；社会 中充满不信任也是社会认同危机的表征之一。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认同危机主要存在于政治经 济层面和社会信任层面，是一种系统性的冲突；相形之下，亚文化的群体冲突还未能成为社会主 要的认知主题。为了实现社会的共识和认同，必须通过象征符号的操纵来进行，从而建立起共同 的元语言和意识形态基础；强制和暴力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相关群体冲突加剧，元语言 和意识形态的裂痕扩大。当然，现实社会中的相关个人、机构和组织，总有一些个人利益和群体 利益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如何解决这样的群体冲突，这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至于 实现制度完善的问题，则交由政治学来处理。从传播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是： 作为一个符号建构物的社会，如何从符号操作的层面建立共识，实现社会认同，最终建成一个异 质性基础上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社会。只